變得家喻戶曉對高盛(Goldman Sachs)來說一直都不是什么好事。不久前，在華爾街和美國頂級企業(yè)圈之外，幾乎還沒有什么人非常關注高盛，人們注意到的似乎只是這么多以前在高盛效力過的員工都進入了美國聯(lián)邦政府以及其他管理機構的上層。接下來爆發(fā)了全球金融危機。幾乎在一夜之間，高盛成了人們眼中所有錯誤的萬惡之源。

史蒂文?曼迪斯于1992-2004年在高盛任職，目前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兼職教授和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鑒于公眾對自己前雇主的關注程度，曼迪斯精明地把自己博士論文中的部分內容編纂成冊，出了一本書，名叫《高盛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Goldman Sachs，哈佛評論雜志社(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381頁)。這種做法非常符合高盛的作風——這家公司教給人們的就是怎樣在機會出現(xiàn)的時候抓住它。2012年3月14日，格雷格?史密斯曾經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社論版對頁發(fā)表了一篇具有煽風點火作用的文章，他在其中公開辭去了高盛常務董事一職，這也是出于同樣的思路。此舉讓史密斯出了名，還為他贏得了一份價值不菲的圖書出版合同。

不過，和史密斯不同，曼迪斯的寫作動機是悲傷，而非憤怒;而且曼迪斯想對自己的前雇主進行解析，而不是加以利用。顯然，盡管已經離開高盛近10年之久，他仍然非常尊敬和喜愛前者;同時，對于公眾對高盛的看法，曼迪斯似乎視而不見。舉例來說，曼迪斯在引言中謹慎地說：“2006年它是如此地廣受贊譽，到了2009年它卻是如此地廣受指責，很難相信在這期間這家公司的文化會發(fā)生這樣的巨變?！?/p>

然而，公眾對高盛的看法發(fā)生變化當然和高盛文化的改變無關。這種變化來源于公眾開始認為高盛是一家“過大因而不能倒閉”的公司，是一家得到了政府援助的公司，在數百萬美國普通大眾仍處于困境時，高盛的利潤卻迅速達到了歷史比較高點，而且開始發(fā)放巨額獎金——就算按華爾街的標準來看也是天價。

高盛從一家主要靠服務客戶盈利的小型合伙企業(yè)變成一家主要靠交易盈利的全球性大型上市公司，曼迪斯在書中冷靜分析了這家公司在這個過程中所發(fā)生的變遷。為客戶提供服務時，長期性比較重要。而開展自營交易時，長期規(guī)劃就變成了“午餐點什么?”

高盛出現(xiàn)的情況相當簡單：動力變了。從1869年成立到1986年，高盛一直是一家普通的合伙企業(yè)。也就是說，每位合伙人都對高盛的全部債務負責。因此，這家公司對自己承擔的風險非常、非常小心。公司倒閉會給所有合伙人帶來滅頂之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其中幾乎沒有女性)都希望確保公司不會倒閉。

1986年，高盛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這是一次重大調整。合伙人在公司的資金依然面臨風險，但除此之外，他們的其他財產都很安全。

另一次更為重大的變化出現(xiàn)在1999年——高盛成了一家上市公司。這樣的公司結構使合伙人可以通過轉讓股份套現(xiàn)，這和高盛還是合伙企業(yè)時的情況截然相反——那時只有離開公司的高盛人才能大舉撤資，而且必須要經過好幾年才能回籠資金。

史密斯寫道：“高盛還是一家私營小型合伙企業(yè)的時候，可以根據自己對長期性的解讀靈活地做出比較有利的決定。有了各種各樣的外部股東后，他們的目光有長有短，目標也各不相同，再加上高盛肩負起了要把外部股東(而不是客戶)放在首位的法律義務，這就讓對長期性的解釋和執(zhí)行變得復雜和困難得多。”

曼迪斯說，比較初他認為改變高盛的是那次上市。但比較后他相信，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組織結構偏移”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它的影響下，高盛從秉承曼迪斯所說的“道德行為標準”變成了一家只遵守“法律標準”的公司。

我不太確定高盛是否真的有“道德標準”。這家公司以自己“長期處于貪婪狀態(tài)”而自豪——但說到底也依然是貪婪。我也不知道，對于不研究社會學的人來說這些社會學方面的東西是否重要。

但我還是要說，這本書能讓人增長見識，而且樂在其中。不知道華爾街大公司的生活是何種面貌的人可能會覺得這本書讓他們開闊了眼界。曼迪斯談到了他和他的同事是如何癡迷于工作，以及他們怎樣為了完成任務而犧牲了一切。在他的描述中，高盛內部的競爭極為激烈。盡管本刊比較近將高盛評為比較適宜工作的公司之一，但如果你想在那里成就一番事業(yè)(要不然為什么要進入高盛?)，你就得做好比較充分的準備，把生活排在工作之后。